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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9月26日—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 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首度公开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马丁·海德格尔与他弟弟弗里茨的一些信件节选。

其中一封信是1931年12月18日圣诞节前寄给弗里茨全家的,海德格尔在其中写道,“我希望你们去阅读希特勒的著作……这个男人拥有非凡的政治直觉,即使我们所有人仍在一片迷雾之中时,他依然保持着这种直觉,这一点毋庸置疑。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即将达到全新的高度。”

另一封是在三年后的复活节,1933年4月13日,海德格尔除了向弗里茨全家表达节日的问候之外,再一次提到了政治家希特勒,“我们一天天地看着希特勒成长为一名政治家。我们的民族

即将发生转变,每一位有眼睛去看,有耳朵去听,有心去激励自己行为的人都会发现,自己被一种真正的、深深的兴奋所吸引——我们又一次面临伟大的现实,带着必须将这个现实打造成帝国精神和德国秘密使命的压力……”。

《时代周报》据此断言,这些信件对海德格尔是一场道德灾难,这位享誉20世纪思想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同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海德格尔不仅是纳粹党的成员,而且是纳粹主义的信徒。他也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反犹太主义者”——他确实是真的不喜欢犹太人。”

《海德格尔的危机: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美]汉斯·斯鲁格(Hans Sluga)著,赵剑、孙小龙、李华、王策译,北京出版社,2015年1月。

果真再也没有疑问了吗?海德格尔就是纳粹、愤怒的反犹主义者、德意志民族幻觉和帝国梦想的信徒?

迷思在时间中徐徐展开。被视作梦魇的1933年,《明镜》访谈中的自辩,“黑色笔记本”出版……“海德格尔事件”的每一个点,都像棱镜的一面,让光偏折,让像呈现。

困扰了哲学界超过半个世纪的“海德格尔公案”似乎不会就此了结,这场长达八十年之久引发思想界众人关注和参与的争论估计仍会继续。

在此之前,他一直有心向学,无意政治。1989年生于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909年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弗莱堡大学主攻神学,1911年受到现象学之父埃德蒙德·胡塞尔

的影响转攻哲学,1913年以《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8年从一战退伍回来后正式成为胡塞尔的助教,1923年赴马堡大学哲学系任教,1927年《存在与时间》首次发表便让他声名大噪,半年后获得正教授职称,1928年,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接任弗莱堡大学哲学专业胡塞尔讲席。

那段时间,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亦师亦友,情同父子。胡塞尔夫人也曾向卡尔·雅思贝尔斯

介绍海德格尔是“现象学之子”。雅思贝尔斯从1920年与海德格尔初次见面就对他颇有好感,“只有海德格尔显得与众不同……欣赏他简明而又透彻的说话方式”。

而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和情人汉娜·阿伦特亦在1969年致海德格尔的献词《纪念马丁·海德格尔八十华诞》

中将那时的海德格尔视作一个传说:“他所有的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但这个名字就像秘密国王的传说一样传遍了整个德国……关于海德格尔的传说很简单:思想又复活了;人们认为昔日意思的文化瑰宝又获得了言说。”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境况》《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论革命》等。

然而1933年以及之后,海德格尔做出了很多令他的追随者和仰慕者至今都困惑且无法接受的选择。

1933年4月21日,海德格尔当选已被纳粹党控制的弗莱堡大学校长;5月1日,他正式加入纳粹党;5月27日,作为新校长发表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

据说就职典礼当天,弗莱堡大学礼堂里飘扬着纳粹的旗帜。《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中除了对“大学”本质、“科学”本质的不断追问暴露了新任校长哲学家的身份底色和思维方式,其他诸如“领导”“追随”“战斗”“伟大”“民族”“命运”的表述都与讲演之后全场起立唱纳粹党党歌、行纳粹礼、高呼万岁的氛围特别相称。

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月27日,纳粹党策划国会纵火案;3月,议会大选,纳粹党强行通过特别授权法,相继取缔了所有非纳粹党派,开始独裁专政,并展开大规模的反犹行动。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美]汉娜·阿伦特著 ,安尼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

厄运随即降临在每个犹太人身上,学者、教授无一例外。1933年4月6日,已退休的拥有犹太血统的哲学家胡塞尔被巴登州文化部编号为A.7642通令停职,一周后被禁止参与学校所有活动;同年,祖辈是来自俄国犹太移民的阿伦特也遭盖世太保抓获,被短暂关押后释放,随即逃离德国,经布拉格流亡至巴黎;雅思贝尔斯也因妻子的犹太身份而受到迫害,1937年甚至遭到解职,作品也被禁止出版。

而他们从前的学生、情人、挚友,亦是新任的校长海德格尔,却在这种危急关头无动于衷,让人倍感失望。胡塞尔在1933年5月写给迪特里希·曼科的信中说,“最后的和对我最沉重的打击是在海德格尔那里的经历:之所以最沉重,是因为我不仅对他的才华,而且对他的品格曾寄予了一种

信任。”而雅思贝尔斯也在5月结束了此生与海德格尔最后一次会面,他当场质问,“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堪承当统治德国的大任?”

《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 : 1920-1963年》,[德]瓦尔特·比默尔等编,李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注:雅斯贝尔斯也译为雅思贝尔斯)

可海德格尔仍然沉浸在寻找一种崭新的“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虚妄中,不确定他是自主还是妥协,只是1933年秋弗莱堡地方大学生报上永远留存他曾经写下的话,“任何原理和理想都不是你们的存在的准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

1934年4月23日,海德格尔终于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用他后来的话说,“这是一次和纳粹主义的分手”。看来他并没有否认他爱过,只是一年过后,他发现自己爱错了。

爱恋不过一年,却为此受困终生。海德格尔,同无数德国人一道,都无法绕过这梦魇般的1933年。

海德格尔生前自始至终都未公开承认自己错了,但也似乎没否认过。战争结束后,他因这段历史受到审查而被禁止教学,直到1950 年禁令才结束。

此后,海德格尔对自己与纳粹的关系也一直保持缄默,直到1966年9月23日,海德格尔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

记者的采访。这基本可以算作海德格尔本人对1933年以来不便明说的经历做出的唯一回应。只因为当时有约定,访谈内容只能在海德格尔去世之后公开。所以直到1976年5月31日,《明镜》周刊才以“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为题刊载这篇访谈录。

《明镜》周刊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中文翻译收录在《海德格尔选集(上下)》,[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9月。

访谈中《明镜》记者开门见山,第一个问题就直接指向1933年前后,“我们总是认为,您的哲学事业被您一生中一段持续不是很久但从未澄清过的经历稍微投上了阴影。”

海德格尔没有回避,承认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首先必须说,我在就任大学校长以前从未从事过任何政治活动。”

他继续道,“我当时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事物的范围看来,只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和确实还有生气的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一起来试图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原来这个不谙政治的思辨者,在这场有意的政治介入中,好似一个奋力追逐泡泡的天真孩童,又或是孑然游荡在理念世界中的“哲学王”,试图成就某种理想,企图掌控现世未来。

他估计还是对现实政治中混乱且复杂的局面过于失望,“我当时看不出有其他出路。在22个政党的各种意见和政治倾向搅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必须找到一种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他因此急于找到那种“可能性”,“一种民族的,特别是社会的思想”。在他看来,在那个处境下,他大概只是很自然地把这种可能性投射到那些在当时看上去“有生气的”“有能力的”政治人物身上。

他还花了很多工夫解释当时接任弗莱堡校长的来龙去脉,说明他并不是主动的,自愿的,而是被劝说,为了不至于让学校处于不利境地才做出的选择。

“我在1933年1月至3月之间当然注视了政治发展情况并且有时还和较年轻的同事们谈论时局。但我当时的工作是广泛校释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我于夏季学期开学时回到弗莱堡。在此期间,封·默伦多夫教授于4月16日就任校长职务。只约在两星期后,他就被当时的巴登邦教育部长解除职务。这位校长禁止在大学校内张挂所谓反犹太人文告,据说这件事实就成了部长做出这个决定的正希望得到的导因。”

“我在1933年1月至3月之间当然注视了政治发展情况并且有时还和较年轻的同事们谈论时局。但我当时的工作是广泛校释苏格拉底以前的思想。我于夏季学期开学时回到弗莱堡。在此期间,封·默伦多夫教授于4月16日就任校长职务。只约在两星期后,他就被当时的巴登邦教育部长解除职务。这位校长禁止在大学校内张挂所谓反犹太人文告,据说这件事实就成了部长做出这个决定的正希望得到的导因。”

“封·默伦多夫还在被免职的当天就来我家,并且说:‘海德格尔,现在必须您来接任校长了’,我说必须考虑我缺乏任何行政经验。当时的副校长骚尔

也来逼我去竞选校长,其理由是我若不去,就有任命一个干部来当校长的危险。一些较年轻的同事,多年来和我畅谈过办大学问题的,都来要我去接任校长。我犹豫了很久。最后我宣称,如果我准能得到大学评议会的一致同意,我只是为了大学的利益而准备接任校长。”

“封·默伦多夫还在被免职的当天就来我家,并且说:‘海德格尔,现在必须您来接任校长了’,我说必须考虑我缺乏任何行政经验。当时的副校长骚尔

也来逼我去竞选校长,其理由是我若不去,就有任命一个干部来当校长的危险。海德格尔一些较年轻的同事,多年来和我畅谈过办大学问题的,都来要我去接任校长。我犹豫了很久。最后我宣称,如果我准能得到大学评议会的一致同意,我只是为了大学的利益而准备接任校长。”

《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在20世纪的地位》,[德]卡尔·洛维特, 彭超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按照海德格尔自己的讲法,他接任校长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大学免遭政治操控。而且,至少在上任初期,他一直以一个抵抗者的姿态,去面对来自纳粹的无理要求。

“我就职后的第二天,‘学生会长’就由两人陪同来到校长室,重新要求张挂‘反犹太人文告’。我拒绝了。这三个学生离去时声言要把禁令陈报到全国学生会去。过了几天,冲锋队的最高总部的冲锋队高等院校处打来长途电话,由冲锋队团长包曼博士讲话。如遭拒绝,我就须估计要被免职,如果不是要根本封闭这所大学的话。我当时力图取得巴登邦教育部长对我的禁令的支持。这位部长宣称,他不能做任何反对冲锋队的事。然而我还不收回我的禁令。”

“我就职后的第二天,‘学生会长’就由两人陪同来到校长室,重新要求张挂‘反犹太人文告’。我拒绝了。这三个学生离去时声言要把禁令陈报到全国学生会去。过了几天,冲锋队的最高总部的冲锋队高等院校处打来长途电话,由冲锋队团长包曼博士讲话。如遭拒绝,我就须估计要被免职,如果不是要根本封闭这所大学的话。我当时力图取得巴登邦教育部长对我的禁令的支持。这位部长宣称,他不能做任何反对冲锋队的事。然而我还不收回我的禁令。”

可是抵抗无意义,海德格尔很快就明白了,他承认他写下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元首本人是今天的与未来的德国现实及其法则”,因为“我已看清楚了,我若不实行妥协就干不下去”,不过他补充道,“刚才引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再写。类似的线年就已经没有再说过了。”

1933年爆发的热情在一年之后终于冷却下来,“辞掉校长职后,我就只从事教学任务……所有当时能够听课的人,都听到了,这是一次和纳粹主义的分手。”

反对者们一直不太相信海德格尔在《明镜》访谈中的自辩,认为他撒谎,回答漏洞百出,并且避重就轻,根本没有认真反思过他的错误。有人甚至觉得《明镜》周刊也在暗中帮助海德格尔辩白,内容在十年后刊载,不知背后藏有多少隐情。

,到1992年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

《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德]维克托・法里亚斯著,郑永慧等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12月;《海德格尔与纳粹》,[美]杰夫·柯林斯著,赵成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沉寂数年之后,两年前“黑色笔记本”的公开出版再次把海德格尔推到风口浪尖。

“黑色笔记本”是海德格尔从1931年到1975年的私人笔记,共有1200页。因为封皮是黑色的,所以取了这么个引人遐想的名字。海德格尔遗嘱中曾明确,所有从未出版过的作品都可以出版。所以他的家人选中了彼得·特拉夫尼

2014年3月,涵盖海德格尔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期间所写的笔记的第一部分“黑色笔记本”首次由负责出版《海德格尔全集》的 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公开出版,合为三卷,并入《海德格尔全集》第94、95和96卷。

其实早在2013年底,“黑色笔记本”即将整理出版的消息就已经在欧洲知识界传开,并引发巨大争议。因为其中公开出版的部分可能涉及海德格尔的反犹思想,所以遭到海德格尔支持者们强烈抵制。

特拉夫尼也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批评,他为了配合三本笔记的出版,还专门撰写了《海德格尔和犹太世界阴谋论之谜》

作为阐释,特拉夫尼在书中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真的被纳粹主义玷污了吗?”

特拉夫尼在2014年4月中旬在纽约举办的一次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分享会上说,“作为一个海德格尔研究者,读到并出版那些

段落真的非常痛苦”,“如果我们真的要说海德格尔是个反犹哲学家,那么,至少对于我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个巨大的灾难。”

可是“黑色笔记本”里究竟写了什么?《纽约时报》曾指出,长达1200页的笔记,涉及反犹内容只有两页半。它们包括,例如:

“犹太人凭借他们杰出的计算天赋,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拼命抵制种族原则不受限制的运用。”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需要参与军事行动展现其影响力,而我们则要牺牲自己民族精英最好的鲜血。”

“对世界犹太民族的角色的追问并不是种族的,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方式所进行的形而上学追问,……”

“犹太人凭借他们杰出的计算天赋,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拼命抵制种族原则不受限制的运用。”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不需要参与军事行动展现其影响力,而我们则要牺牲自己民族精英最好的鲜血。”

“对世界犹太民族的角色的追问并不是种族的,而是对人性本质的方式所进行的形而上学追问,……”

“计算天赋”“种族原则”“难以置信”……如果它们算作证据的话,那么这些断裂的语词,模糊的讲法,再加上与原文隔着好长一段距离的翻译实在让人对海德格尔的态度把握不清。最后一则看上去更像是为海德格尔支持者所用的一段例证,就像《巴黎评论》最近那篇文章提到的那样,这是海德格尔并非“种族的”反犹太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反犹太主义者”的有力佐证。

可是作为一个海德格尔的长期研究者,特拉夫尼却在第一次阅读这些笔记时就发现海德格尔一次又一次提到犹太人,他在纽约的那次分享会上说,“当然,你最初会读到关于荷尔德林、尼采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段落,它们都是海德格尔文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可是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关于犹太人的段落……你会觉得,嗯,也说得过去……然后突然又有第二段,第三段,以及第四段,第五段,第六段,然后你就在想,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竟然如此愚钝。观察他写的那些东西,你会发现,像其他人一样,他并不会更好。事实上,很多年来,你都以为,他非常聪明,可其实他并不是”,特拉夫尼在纽约分享会上总结道,“你不能给予你所读到的东西太多的爱,否则,你会一如既往地,感到失望。”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美]马克·里拉著,邓晓菁、王笑红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

晚年,他知道自己在这些笔记里写了什么。他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没办法拿着笔,还擦掉那些话。他试图向我们展示一个哲学家竟然能如此深感挫败。我不确定这种解释是不是太强了,但我希望是这样的——这是可能的。”

如果这真是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想为我们留下的,那不妨把它视作海德格尔曾经一直寻找,如今却向我们敞开的那种可能性,他用他的一生,连同所有所谓的污点、反对、诽谤、辩解、谎言、缄默、悔恨,给我们警醒,令我们反思,让我们在下一个破晓之时,辨清该如何选择。

胡塞尔曾说,“未来会做出判决:什么是1933年的真正的德意志的当下,谁是真正的德意志人,究竟是那些带有或多或少物本主义——神秘主义的种族偏见的德意志人,还是那些在满怀敬意的效法中继承了德意志伟人之纯粹志向的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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