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WCP)正在北京召开(8月13日到20日),今天是第三天,在此前、中、后,文汇报文汇讲堂工作室联手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华东师大哲学系共同向公众呈现丰富多彩的“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同时欢迎参与同步推出的“我爱WCP”有奖传播活动(见文末链接)。前天,杜维明先生随着七千人参与的世界哲学大会的开幕一起“走到”了前台,我们也了解了世界哲学大会落户中国的个中曲折,更理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需要几代学人、共同的不懈付出。今天,伟大的黑格尔“来了”,你会更爱他吗?

“聆听世界哲人,亲近当代哲学——庆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录”(16)

被访谈人:特里·平卡德(Terry Pinkard),美国乔治城大学哲学系教授,以下简称“平卡德”

访谈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巴登—符腾堡基金会访问生倪逸偲

1838年,柏林的大学生马克思因劳累过度患神经衰弱而不得不接受疗养,他本想拿起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催眠自己,但反而兴奋地翻读了一夜;1968年,正在奥斯汀大学就读的大学生平卡德,本欲彻底批判黑格尔,不料却被黑格尔的体系彻底震撼。此后,平卡德的求学之路从奥斯汀大学、纽约大学延伸到图宾根大学,他神交于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辉煌哲学传统,如同穿上了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红舞鞋一般出入思想、社会与历史的无边渊薮。

他从德国古典哲学延伸到当代,跨越大西洋两岸,从英美分析传统和欧陆传统中辨析出黑格尔的巨大背影。他坚持认为,康德建立了体系,而黑格尔天才般地完善了体系,并回应了前者提出的人根本的深层问题。

这位最终留在乔治城大学执教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平时并不常教授黑格尔的课程,但始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了黑格尔哲学上。在众多黑格尔研究的著作中,他最钟爱的是自己写就的黑格尔传记,这让他沉浸与体悟黑格尔的生存年代,从而理解思辨概念的社会历史意蕴。平卡德发现,将自我意识引入现代哲学的黑格尔,其洞见仍然给当代人留下了诸多空间,当代的问题从来没有超过黑格尔的追问范畴。

今年四月,华盛顿仍然春寒料峭,樱花却抢满了枝头。年过古稀的平卡德和我漫步在乔治城小镇的街头,分享他年轻时的疑问——实现了基本人性规划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如此这般的历史又如何被融入非哲学的现代历史研究?瞬间,我仿佛看到平卡德又站在了黑格尔的大伞下:“历史如何一如既往地磨平了人类世界的人事。”黑格尔并没给答案,平卡德用终身在寻找。

文汇:感谢您接受采访。您以研究黑格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而著名,今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您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英译本,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如何踏上哲学道路并与黑格尔研究结缘的吗?

平卡德:就像很多同学都会经历的那样,我选择哲学是因为碰巧遇到了一些给我以启迪的教授们。我读本科是从1965年到1969年,求学时代正处于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巨变当中。那时一切似乎都被质疑,而在所有的那些政治骚动中,我和同龄人一起阅读了许多萨特和其他存在主义者的书籍,还有一系列马克思、列宁、的书,我那时也对语言学很感兴趣。但真正把我带进哲学的是一门导论性的哲学课程,讲课的老师玛乔丽·格蕾娜(MarjorieGrene)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她是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的研究专家(虽然曾师从海德格尔,但并不喜欢他,而很喜欢梅洛-庞蒂);她也是生物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她把我带进了现象学。同时,出于一些原因,在我的本科母校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弥漫着浓厚的康德兴趣,所以我也很早就被带进了康德哲学,跟着格蕾娜教授修读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读书班。在语言学之外,我还对文化史很感兴趣。所以我的这些兴趣从彼此完全不同的方向牵扯着我。最后,在我本科时代的结尾,出于对康德和马克思兴趣的持续增长,我选择回到了德国古典哲学。

我也曾受益于其他教授的课程,如:O.K.鲍斯玛(O.K.Bouwsma),一个硬核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也是我所接触过的最友善、最善于倾听的教授之一,他也开设基尔凯廓尔的课程,而这正合我那时热衷于存在主义的胃口(存在主义过去是也会一直是本科生们的“猫薄荷”,但你最后还是要长大告别它)。

平卡德本科时代的两位恩师:玛乔丽·格蕾娜(MarjorieGrene),美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研究专家(左);奥耶茨·鲍斯玛(O.K.Bouwsma),美国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

最后,由着对康德的强烈兴趣和对马克思主义及存在主义的大杂烩式的热情,我转向了黑格尔。我是在读了马克思和基尔凯廓尔对黑格尔的批判之后才开始接触黑格尔思想的,所以我本来准备好彻底地驳斥黑格尔,但我几乎立刻就被黑格尔所震撼,因为黑格尔继承的是康德的事业,他绝不是我原先所理解的那个过度膨胀的形而上学家。但我并不能说,那时的我真的已经理解了黑格尔。

本科毕业后,我工作了几年,同时继续零零散散地在奥斯汀大学修读哲学和中国研究的课程。但我最终决定要试试自己究竟能否在哲学里走下去。所以,在修读完了德州大学硕士同等学力课程之后,我前往石溪大学研究生院读博,因为那时候(也只有那时候)石溪恰好有一个着重于当代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思想的博士项目。在石溪,我很幸运地得到了DAAD奖学金的资助前往德国图宾根大学去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德国哲学。在图宾根,我跟着克劳斯·黑尔德(KlausHeld)修读了很多课程,听过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讲授黑格尔,参加其他德国教授的讲座。更加幸运的是,在那以后我得到了一个教授哲学的终身教职。

哲学始终让我着迷的地方在于,它是我们能够提出的最难、最深的问题。根据这些问题和它们被提问的方式,哲学发展出了一种相对严格的思维方式,并且尝试着用同样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哲学与其他科学、历史和文学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连。特别是,随着现代大学学科日益分化,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frostingsbyrose.com/,赫格尔许多成了彼此少有接触的学科,而哲学则始终是那个能把所有学科凝聚为一体的学科。康德的哲学三问——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该理性地期望什么——一直是最基本也是最值得深究的问题。

平卡德在图宾根交流期间的两位老师:克劳斯·黑尔德(KlausHeld),德国哲学现象学研究专家(左);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20世纪欧洲文化史上的传奇人物

文汇:您是当今最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专家之一。在现代世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意义何在?对于当今的人们来说,那些生活在两百年前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又有何意义呢?

平卡德: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有名的哲学家(比如莱茵霍尔德、迈蒙、雅各比)加上那些浪漫主义者(比如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施莱尔马赫)所身处的,在西方意义上唯一场可以比肩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哲学发展史的思想运动。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有一个很有名的论述,他认为这段时期包含着双重革命:首先是法国的政治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所引发的巨变以及由此而在北美大陆建立起的伟大的立宪共和政体和西属殖民美洲的革命运动;其次是从英国开始而很快席卷并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工业革命。这也是欧洲帝国主义萌发的时代,德国哲学就是针对这场运动萌发的自我意识。它试着理解这个革命中的世界,首先是法国人,然后是德国人,再然后是整个世界活了过来。如果说康德首先承认了自我意识将会成为现代哲学的关键概念,那么黑格尔才是把自我意识的现代性的概念带入哲学领域的第一人。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代表作《年代四部曲系列》(共4册)

当然,科学革命已经预示了政治与工业上的革命,而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把这三场革命整合进了他们自己的体系里。当代德国哲学家迪特·亨利希把德国观念论运动的快速发展比作一场超新星爆发,是恒星爆发时致盲的亮光的喷发。我们所有人仍然生活在这场爆发的余烬里。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的另一个更为现实的层面落在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身上: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们被时代召唤着去引领从未被人预见到的生活,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的生活经验已经不再能规训年轻一代的未来。年轻一代必须要从旧的传统中去构建新的生活。显然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一个艰难但又必须经历的过程。自我意识、自欺、还有现代生活的其他所有大问题,比如新的科学对我们旧有的宗教观念意味着什么?现代世界中还有艺术的一席之地吗?如果有,艺术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等。这些问题都出现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视野里。

自我意识的概念在这里扮演着一个尤为重要的角色。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关键洞见就在于人类意识本身的根本分裂。我们既与自身一致又与自身冲突。这一点在知识论中尤为明显:我们将知觉与“作为”知觉的知觉相区分,从而导致了实在论与观念论之间的持续纠葛。或者在实践哲学中,我们有行动的理性,我们又有“作为”理性的理性。我们沉浸在日常生活中,但我们从未能真正地完全活在日常。

总的来说,我们在德国古典哲学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问题,而那些哲学家们为我们在这个破碎的、迷失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方向提供了几乎取之不竭的资源。他们值得被研究,因为他们为后来者(从马克思到萨特)奠定了如此的基础,因为他们仍然有如此多的洞见。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的代表作《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文汇:如今在西方世界有很多种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进路,比如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海德堡学派、赫格尔匹兹堡-莱比锡学派、或者通过一些美国哲学家比如您或者罗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进路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现状的?

平卡德:在我的印象里,美国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开始学习哲学时)才开始有对德国哲学的热烈讨论。那时一些很有名的分析哲学家会认为只有疯子才会对德国哲学感兴趣,因为那听上去就好像你试着要从柯南·道尔那里搞出形而上学一样。在德国本土,研究德国古典哲学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因为纳粹时期德国的道德与政治已经彻底崩溃了。很多德国人既不清楚哪些传统是值得保留的,也不清楚过去的德国思想中的哪些导致了德国的灾难而哪些则与之无关。在德国也有之前提到的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截然区分,尽管如今这种区分方式显得越来越蠢——但在那时,两派的支持者们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区分的。

这种截然区分在康德哲学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在康德这里分道扬镳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也是一段才刚刚开始被书写的历史(而且还远没有结束)。如今德国哲学的研究方式混合了不同的传统,也很难说它们会各自导向何方。

你提到了匹兹堡-莱比锡学派,但实际上应该是芝加哥-匹兹堡-莱比锡学派,他们是从英美分析哲学起步然后再从德国的视角展开的。他们关注的点在于如何能够以一种几乎可以确定是英美分析哲学的话语去解读费希特和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的作品。与之相对,一些人比如芝加哥的皮平则是从一种更受传统海德堡学派启发的视角(同时掺杂了大量马尔库塞的思想)去研究黑格尔的,从而导向了对立的观点。

皮平并不在意一种以罗素或维特根斯坦甚至再往后到奎因和普特南为基准点的话语能否解读黑格尔的问题,而是关注现代哲学能否连上从德国古典思想开始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传统。莱比锡-芝加哥学派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更加“分析”,而皮平和很多受他影响的人则保持了更多的“欧陆”传统,但事实上这两派人之间有很多的交汇。

两派都非常“问题”导向,这本身就是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一个特征了(麦金太尔英语很早就说过,哲学讨论的基本单元是“问题”,而哲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是“期刊论文”)。

罗伯特·皮平(RobertB.Pippin),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所著的《黑格尔的观念论》一书在当代黑格尔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这些,那么就不能说有什么连接着芝加哥、匹兹堡和莱比锡的“学派”,或者说每个地方都有一小撮人彼此联系,而康德和黑格尔就是联系他们的纽带。

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这个所谓的芝加哥-匹兹堡-莱比锡学派中还有两个“学派”: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为了发展自己的塞拉斯-罗蒂实用主义语义学而将黑格尔也拉进了他的研究领域;莱比锡的皮尔闵·施特克勒(Pirmin Stekeler-Weithofer)则以完全独立的方式在做类似的事情。

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的维特根斯坦研究则更接近鲍斯玛(Oets Kolk Bouwsma)的更老版本的维特根斯坦治疗方法理论(在我看来),因而与布兰顿的方案大不相同。麦克道威尔虽然也研究黑格尔,但却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在莱比锡和麦克道威尔相对应的是塞巴斯蒂安·勒德尔(Sebastian R?dl),而后者则发展出了自己的独立解读方案。我提到的这些人都很重视彼此的研究,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分属两个“学派”的。这些学派就其自身而言实际上是美国分析实用主义与维特根斯坦的交汇点。就目前来看,黑格尔就像一把大伞,把所有这些非常不同的思想线索拢在了一起。

匹兹堡—莱比锡学派的四位代表人物(左起):罗伯特·布兰顿,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专长于实用主义语义学;约翰·麦克道威尔,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专长于心灵哲学;皮尔闵·施特克勒-维特霍夫,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所讲席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塞巴斯蒂安·勒德尔,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所讲席教授,专长于行动哲学与自我意识理论

相似地,海德堡学派对文本的关注,与其中个别的作者组织他们自己的文本的方式也是两回事。

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特别专注于这两个问题:观念论传统是如何如此快速发展的?为什么观念论是以如此这般的形式示人的?他的研究方式是——重构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的诸多对话,以及那些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中一定存在的、被广泛认同但又不总是被明确表达出来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亨利希重新发现了一些被遗忘的角色(比如迪兹C.I.Diez,亨利希认为迪兹是康德和谢林以及黑格尔之间的真正的“缺失的纽带”)。这种研究方式并不以个别的“问题”为导向,而是在于尝试重构这种思想体系的内在发展线索以及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

亨利希的学生,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在这条脉络之下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奠基性工作。霍斯特曼对黑格尔耶拿时期诸多手稿的细心与认真的编辑工作简直可以说是英雄般的伟业。那些受海德堡学派影响的学者们总体来说对莱比锡与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式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认为莱比锡与芝加哥学派已经把观念论的发展推到了完全陌生的领域,尽管这种扩展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但无论如何,在英语世界“问题导向”的研究方式已成大局的今天,海德堡学派这种仔细对待并重构文本的方式恐怕只会逐渐消弭。

海德堡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迪特·亨利希(Dieter Henrich),德国哲学家、战后德国观念论复兴运动的开创者(左);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教授、康德与德国观念论研究专家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方式则完全是另一件事了。和芝加哥-匹兹堡-莱比锡学派类似,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趣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问题导向的。但他们的“问题”更加体系化,如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莱纳·佛斯特(Rainer Forst,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经由解放(emancipation)的旨趣,勾连哲学反思与社会科学反思”。他们发自内心地认同黑格尔的格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他们一直并还在寻找一种融合经验的社会理论与哲学思辨的方式。这种想法最先明显成型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但他们的想法需要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转折的背景下接受彻底的更新甚至是完全的重组。

阿多诺、哈贝马斯、霍耐特的著作造成了深远的哲学与社会的影响,而最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仍然在积极且富有创造性地推进这些工作。比如,一位法兰克福出身如今在柏林工作的学者拉尔·雅吉(Rahel Jaggi,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就重新研究了异化(alienation)的概念并将其带入了当代的讨论中。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结合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的概念、黑格尔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和当代女性主义(她的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作品进展)。在法兰克福学派开创的概念语境下工作的学者们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英美世界当然还有很多关于黑格尔的著作,它们对黑格尔的研究方式更受到海德格尔或者是德里达的影响,因而并不属于上面提到的任何一类。以及,英美世界之外也有很多对黑格尔的独特的研究方式,那些也不属于上面的讨论。

莱纳·佛斯特(RainerForst),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所教授、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代表人物之一(左);拉尔·雅吉(RahelJaggi),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专长于实践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代表人物之一

文汇:您的分析非常细致和精准,这次采访的24位哲学家中就有匹茨堡学派的布兰顿教授,他介绍自己有关黑格尔的著作倾注了30年心血,明年有望出版。而他和同事麦克道威尔的进路的确不同。您的分析让我们对黑格尔的影响力更具象化了。您如何看待中国的黑格尔研究?

首先,现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基于德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人物——马克思的,因而德国哲学在中国有着在包括德国在内的别的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影响。

其次,中国正处在一场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因此,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理解现代世界的科学、政治与经济革命——在中国是“真实”和有效的,并且是能触及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而推崇马克思的思想则必然也要接受黑格尔、谢林、费希特和康德的思想。

第三,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中国学生学习德国古典哲学还出于一种深厚且丰富的中国哲学传统,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出的西方传统有很多相似但又有很多不同。如同康德和黑格尔从西方哲学思想中各种对立的传统与他们自己的现代性经验中综合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那样,中国学生也必须要把他们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学到的东西和他们自己的(相似的或者不同的)现代性经验综合起来。中国学生有一个优势,他们学习欧洲语言的速度远快于西方学生学习中文的速度。中国的哲学系在教学中兼顾西方与中国传统的做法也与大多西方哲学系对非西方哲学几乎无视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毫无疑问,西方传统仍然有生命力,但如今德国古典哲学的大范围的创造性再生恐怕会更可能在中国而非西方发生。我们也许正身处一个伟大的哲学传统彼此融合的时代。

文汇:您已经出版了多部关于黑格尔和德国哲学的专著。您自己最喜欢哪一本书?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最近的研究计划?

平卡德:我最喜欢的书?所有书中并没有我最喜欢的那一本。或者也许应该说我最喜欢的书总是我正在写的或者刚写完的那本。

如果一定要我只从写过的书中选出最喜欢的(我仍然会抗议)一本,那么我会说是《黑格尔传》(Hegel:A Biography)。

沉浸在黑格尔的传记中,我得以更深入地了解黑格尔的生活和那个时代的细节,也得以把握他的思想。撇开其他不说,我必须要把握思想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黑格尔的现象学:理性的社会性》(Hegels Phenomenology:The Sociality of Reason)中我结合黑格尔自己的生活和时代论证了这一点。我必须从黑格尔自己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看待其人,同时并不将黑格尔哲学降级为那个历史时代或他个性的表达。因此,我必须考虑如何同时保有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不轻视其中任何一者。

平卡德的三本代表著作,《黑格尔传》《黑格尔的现象学:理性的社会性》《德国哲学1760-1860:观念论的遗产》

尽管(奇怪的是)我教授的课程中没有涉及很多黑格尔,但很明显,黑格尔一直是我写作的重点。自从我第一次阅读黑格尔以来,对我来说,他已经从康德的体系(尤其是从康德第一批判中“范畴的先验演绎”中关于自我意识的中心地位的观点)中得出了结论。究其一生,康德已经构建了极其惊人的体系,包括三大批判和各种其他书籍和论文,但人们还不清楚它们是如何实际勾连在一起的。黑格尔接手了这个哲学规划,并大量将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结合,而这在康德看来与他自己的方法正好相反。我知道这种解读黑格尔的方式会冒犯如今某些“硬核”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这低估了黑格尔的原创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如此。我的解读方式把康德视作伟大的开创者,黑格尔则超人地想出一种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这种方式系统严谨并且对康德提出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认为没有人比黑格尔做得更好,每次重读他的作品时我总能获得新的收获。

黑格尔关于自我知识、自我欺骗(个人和集体)、自我意识的社会性、理性本身以及历史性的反思,关于历史虽然充斥着大量偶然性仍然可以被可理解的观点——这些想法,以及黑格尔关于现代艺术的可能性的思考是所有哲学中最出色的,为我们在自己身处的时代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平台。

至于我自己的研究,我从来没有真正有过“研究项目”。相反,我一直致力于解决我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兴趣在最初把我领进了德国古典哲学。我将继续关注哲学理论和经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就像汉娜·阿伦特的作品以及让-保罗·萨特晚期的作品中呈现的那样,我现在正试图通过其他尝试来思考:言说一种实现了基本人性规划的历史意味着什么?(比如黑格尔认为历史会实现自由与平等)如此这般的历史又如何融入非哲学的现代历史研究?

平卡德:不同哲学对于现代世界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黑格尔主义者而言,哲学就是对有自我意识的生活(黑格尔称之为“Geist/精神”)进行持续反思。黑格尔主义并不排斥别的反思形式,但它有着自己独到的看待问题的方式。

黑格尔自己划分各种哲学领域方式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他的百科全书体系对哲学的划分与20至21世纪英美哲学的发展路径十分契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或更泛泛地说,人类思想能够真实到什么程度?如此这般的思想的界限又何在?——仍是哲学的根基,尽管它们有时看来有点过于晦涩抽象。

自然哲学,或者用更当代的术语说,伴随着科学而生的科学哲学,甚至还有行动哲学与心灵哲学(分别对应着黑格尔体系中的自然哲学与主观精神哲学)也都是现代哲学的关键要素。毋需多言,实践哲学——伦理、道德和政治——艺术哲学、宗教哲学都是现代哲学的中心。当然还有哲学本身的哲学和历史(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

平卡德:会议主题“学以成人”打动了我,因为这正是德国古典思想的核心。生物与其他自然物的区别在于它们为了成为它们所是的生命而必须进行各种活动,当它们停止进行这些活动之时,它们就不再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通过反思社会中的其他人来获得自身的形态,而这些形态只有在人类共同持续进行构成这些形态的活动时才得以存在。这种集体生活的形式有可能会分崩离析。例如,罗马式的生活崩溃了——黑格尔认为这是由于其内部的矛盾性,当然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此后没有人可以再回到罗马人的生活,即使他们的后代(“欧洲人”)(与“罗马人”的外部的相似性)足够明显。我们生而为人,具有人的能力和偏好,但我们总是在特定社会情境下才可以成为人。

黑格尔的一部分遗产(毫无疑问也是马克思从他那学到的)就是必须同时从两个层面思考“人”,从最一般的层面(比如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的能动者)到最个人的层面(比如当今中国人在上海要成功意味着什么)。我们要学会同时成就这两个层面。即便是我们自己的能动性的一般形式也是社会性的,而我们也只能在所处的社会背景下假设这样的形式。

正如我在《黑格尔的自然主义》(Hegels Naturalism:Mind, Nature, and the Final Ends of Life)中谈过的,黑格尔对我们现代境况的隐喻是,我们已成为两栖动物。历史迫使我们活在不止一个世界中,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呼唤着抽象的、创新的、理论的世界;另一个要求着日常生活的、传统的、实践的世界。黑格尔对历史的理解的核心在于,我们常将崩溃后出现的新情况视为一种进步,还不可避免地感到正在失去非常有价值和意义深远的东西。我们可以遗憾于宋朝的艺术繁盛已成过往,但我们无法再造那样的艺术或是回归那种生活方式。

我们不得不与“失去感”共同生活,因为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本质就是失去,它们终会在自身的重压下崩溃。

回到康德与黑格尔的关系。人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发现一种属于18世纪的欧洲的乐观主义,认为理性能够而且将会拯救世界;黑格尔则怀有一种谨慎的担忧:虽然诉诸理性是我们唯一的可行选择,但事情却可能会向另一个非常糟糕的方向发展——实际上,他们的确走了另一条道路。康德和黑格尔之后,欧洲变得富有,也变得充斥着满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欧洲各国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非理性杀戮狂潮(尽管同一时间在亚洲因战争或迫害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并不逊于欧洲)。

康德和黑格尔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那些近代哲学家们认为可以单凭理性而完成的事实际上十分有限。1831年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座结束之时(也是他去世前),谈到了历史如何一如既往地磨平了人类世界中的人事。黑格尔正确地看到,这个新的现代世界唯一真正可以接受的等级形式必须基于理性本身,而不是基于自然,也不仅仅基于传统,这样人们才能够基于理性的洞察建立统治机构的合理性。人们不能简单地抛弃传统,因此不得不成为“两栖动物”。黑格尔也正确地看到,这是一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现代世界的经验似乎昭示了这种条件下的统治是不可能的。黑格尔在1831年说到,这是一个历史尚未解开的结。这是黑格尔说过的最令人费解的话。

文汇:您曾经多次到访中国,对于中国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界的现状和未来,您有怎样的看法?

平卡德:对于中国的现状,我很难给出任何简短的答案,因为任何简短的答案都无法对中国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做出公正的判断。但可以说,如今在中国,人们需要成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两栖动物”。现在既是中国历史上令人兴奋的时代,也是令人担忧的时代。中国正在进行的自我革新激动人心,但另一方面,生活形式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令人担忧。在很多方面,当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抛进了一个黑格尔式的处境。

2011年12月,平卡德教授访问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期间与张双利、张庆熊、张汝伦等人交流(于明志提供)

*那时学哲学会找不到工作,感谢母亲支持我弃医;被耶鲁录取于哲学和物理间我再选哲学

*我最初的研究都是海德格尔,为了更为深入,我上溯至中世纪宗教,下接至胡塞尔现象学

*现象学过于技术化,容易坠入经院哲学;全球现象学学者应如科学家般共同聚焦协同工作

24位哲学家访谈·预热你想和世界哲学大牛对话吗?请参加“我爱WCP(世界哲学大会)有奖传播”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①布兰顿:从“理由空间”中找到促进社会良好运作的支点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②麦克布莱德:从存在主义等角度均衡认识马克思的批判性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⑨李文潮:莱布尼茨的启发——如何带着理性宽容彼此交流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11)希尔贝克:在交往实践中避免“半现代态度”和“论辩恐惧”

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13)皮考克:从牛津出发,半个多世纪追求最严格的分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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